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出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jiān)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jù)歷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后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fā)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后，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nóng)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guī)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奇怪的是，這個特點幾十年沒動搖，現(xiàn)在仍然是這樣，而且相似的減負文件發(fā)了很多份，這是不是高考的問題？是不是中國教育的問題？我們辦公樓都叫寫字樓了，開會都叫論壇了，辦公都無紙化了，這個老掉牙的問題現(xiàn)在還是老掉牙。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游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后，請尚昆辦。現(xiàn)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毛澤東這段批示極其重要。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后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和最高指示。并直接導致1966年發(fā)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我個人認為，這是空前絕后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雖然這個會議別有用心，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這些問題到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改觀。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fā)展。高考按平均分數(shù)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范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從高校出發(fā)，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zhuǎn)高等教育部黨委(關于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后的5天，革命小將開始向高考制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現(xiàn)行的升學制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xù)，是一種很落后的、很反動的教育制度。現(xiàn)行的升學制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制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

(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鉆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斗”、“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xiàn)行的高考制度助長了這種思想。

(二)使許多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只鉆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yōu)秀的工農(nóng)、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

(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面發(fā)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制度。……

僅僅隔了5天，6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制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

這兩封不同尋常的充滿血腥的信是廢除高考的直接導火索。

      196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進行的通知》發(fā)出。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一推遲可不是半年，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學校停止招生。

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的方式，從有實踐經(jīng)驗的工農(nóng)兵及下鄉(xiāng)知青中招生。“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是這個時代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則，招生的模式是“三來三去”，即社來社去、廠來廠去、哪兒來哪兒去。

      雖然招生還在進行，但統(tǒng)一形式的高考消失了。